董维键，清光绪十八四月十四日(1892年5月10日)，出于县境东部仙洞乡下大田村(今盘塘乡铁家垱村龙口峪)的中产之家。中学毕业后，基于“只有振兴工业才能救中国”的认识，考入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(今湖南大学前身)。2年后(1912)考取公费留学美国，7年苦读，以优异成绩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，于民国9年(1920)学成回国。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，使董报国无门。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，董放弃经济救国思想，转而从事教育事业和政治活动，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、国立武昌高等商科学校、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。

民国13年(1924)，国共第一次合作，革命运动蓬勃兴起，董维键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，向其好友翦伯赞说：“空谈经济改良，不足以救国；要救国，必须革命”！旋即加入中国民党，任长沙市党部执行委员。民国15年7月，北伐军攻占长沙，中国国民党活动公开，董被选为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，还受聘为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，旋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。在此期间，董频频接近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徐特立、郭亮、谢觉哉、柳直荀，从而奠定共产主义信仰。是年冬，董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到常德一逞视察指导农民运动，发现桃源县某地的地方豪坤勾结县政府，将其他1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逮捕，即将处决，原因是这些农民协会会员处死一名作恶多端的保长。董即函桃源县县长，严厉指出：被农协会处死的保长民愤极大，死有余辜。限县长3日内全部释放所捕农民协会会员，否则待返省城后即将县长予以革职治罪。第二天，县长即悚然照办。同年冬，长期把持湖南邮政大权的邮务长法国人饶略(C、M、R、A、de Jaurias)破坏邮政畅通，危及北伐进军，董维键与谢觉哉、柳直荀等组成“收回中华邮政委员会”，并通告湖南省各县举行示威游行，开展抵制法货运动。饶略被迫于次年1月溜离长沙，3月武汉国民政府明令解除饶略职务。由外国人把持30多年的湖南邮政管理权，终于回到中国人手中。

北伐战争开始后，英帝主义制造的“万县惨案”，激起全国人民的反英怒潮。董维键以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，提出“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”和“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”的主张。这些主张，部分地体现在次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与英国领事签署的《交还汉口九江租界协定》之中。

“马日”事变发生后，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惨遭杀害。董维键对其同乡好友、国民左派张唯一密谈：“几年来我和共产党人一起共事，深感真正救国救民的还是共产党。要革命，只有跟共产党走！”于是董、张潜赴武汉，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民国16年(1927)8月，由郭亮介绍，两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翌年初，董维键由武汉赴上海，在中共中央机关从事国际宣传和情报工作，并以经济学家的公开身份，团结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合法斗争。民国19年(1903)2月，董和鲁迅、胡愈之、潘汉年、郁达夫、田汉等组成由中共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化团体“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”。

董维键以其渊博的知识经常著、译进步书稿，进行革命宣传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先后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阴谋，遣责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、国际联盟出卖中国主权的可耻行径。董将大部分著译稿费上交中共组织，每月交党费200元(银圆)，还经常接济生活有困难的同志。

中共中央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，董维键奉命留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，民国24年(1935)7月，该机关再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，大部分负责人被捕。董在通知一同志迅速转移时也被捕，旋被押送南京监狱，受尽苦刑而坚贞不屈，2年间折磨得形销骨立，浑身是病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经中共多次交涉，董获释出狱，赴上海由中共安排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，任第七处二科科长，董置缠身重病于不顾，负责国际宣传和国际情报工作。1年后，董赴重庆，任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。民国29年(1940)，应太平洋学会邀请，赴香港研究国际问题；旋应广西大学之聘，回桂林讲学。不久病情加剧，赴香港就医。民国31年(1942)3月12日，董刚经过医治手术，不幸碰上日本侵略军攻陷香港，医护人员仓惶逃离，致董陷入无人护理和照料的困境，心情万分愤慨，病情急剧恶化，于13日含愤逝世，终年50岁。

董维键夫人张坤元(1981-1973)，是一农村缠足文盲女性，董不但从未因自己是个博士而稍有嫌弃之意，而且情爱弥深，数十年如一日。